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海冰
“黃河、長江同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江河互濟’是中華文明呈現于世界的最大特征。在黃河已納入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規劃的背景下，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不可或缺。”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文聯名譽主席熊召政接受湖北日報全媒記者采訪時說。今年全國兩會、湖北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委員聚焦長江文化。湖北省政協常委、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則將支持湖北武漢申建國家長江文化公園，寫進了省兩會的提案里。
湖北地處長江中游，是擁有長江干流最長的省份，文明進程源遠流長。2020年12月29日，武漢大學與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廳（湖北省文物局）共建的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掛牌，“敦煌的女兒”樊錦詩受聘名譽院長，國家文物局發來賀信，點贊湖北在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等方面的考古研究取得突出成績。此前，國家文物局將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夏商周課題）正式納入“考古中國”重大研究項目，由湖北省牽頭，與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共同實施。
近年來，我省走馬嶺、鳳凰咀、石家河、盤龍城等城址類考古、研究取得豐碩成果。這些城址蘊含著怎樣的文明信息？在“考古中國”大課題下該如何解讀？記者就此采訪了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夏商周課題）項目組組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余西云，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專委會副主任委員、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孟華平，盤龍城遺址考古發掘領隊、武漢大學教授張昌平等專家，試圖破譯這些古城的文明密碼。
長江中游史前城址已發現20余座
史前城址密集，已知中國最早城址也在此
記者：您在專著《湖北史前城址》中介紹，長江流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在長江中游、下游和上游都有早期文明發現，其中長江中游地區發現已知中國最早的史前城址，也是史前城址發現最多、最密集的地區，是中華文明探源的重要區域。這些城址有何特點？
孟華平：以1990年石家河城址的發現與確認為標志，長江中游地區史前城址如雨后春筍般進入人們視野。迄今為止，長江中游已發現和確認的史前城址達20余座，分布在湖北的有17處之多。一系列史前城址的發現與確認，可以說是中國史前考古一道道靚麗的風景，也為探討長江中游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提供了豐富資料。
湖北省內已發現和確認的史前城址，有天門石家河、天門龍嘴、江陵陰湘城、石首走馬嶺、公安雞鳴城、荊門城河、應城門板灣等。從分布狀況看，這些城址大體呈半月形分布在江漢平原西北部向低丘的過渡地帶。從年代上看，這些城址大約都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之間，有的可能還要早一些，城址的數量從早到晚呈增多趨勢。從規模上看，規模最大的天門石家河城址，面積達120萬平方米，而規模小的城址如天門龍嘴、石首走馬嶺等，面積不超過8平方米，似乎存等級差別。從構筑方式上看，這些城址多采用堆筑的方式構筑城垣，城垣外挖壕溝，瀕臨湖泊或河道。
記者：這些城址是在什么背景下形成？其功能區劃和社會性質是怎樣？
孟華平：長江中游地區史前城址的集中發現與確認，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研究者圍繞這些城址進行了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討。綜合目前學界觀點，在分析城址的形成背景方面，多認為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社會分工的擴大、稻作農業的發展、社會特權階層的出現等是城址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原因。在分析城址的功能方面，或認為城址是為了抵御周邊部落或部落集團對財富的掠奪而修建，或認為城址是為了維護文化統一體的完整及特權階層利益的一種防御行為，或認為是防御洪水的需要等。在分析城址社會性質方面，或認為屬于“軍事民主制”，或認為屬于“部落軍事聯盟制”，或認為與“酋邦社會”的諸多特點相似而可作為早期國家文明的典型代表，或認為處于文明的初始階段。盡管觀點紛呈，但長江中游地區史前城址的學術價值無疑得以彰顯。
記者：經常聽到研究史前考古的學者提到某某文化，考古學所講的文化，有什么特定的含義？
孟華平：在考古學上，一般將分布于一定區域、存在于一定時間、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人類活動遺存稱為某考古學文化。長江中游史前的考古學文化，主要經歷了城背溪文化（距今8500—7000年）、大溪文化 （距今7000—5200年）、屈家嶺文化（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200年）、后石家河文化（ 距今4200至4000年）等發展階段。這些考古學文化，在長江中游古城中幾乎都有體現。
其中，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史前城址被認為是湖南澧縣城頭山古城，其最早年代為距今約6000年，屬于長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系統的遺址。
走馬嶺城
中國城市的基本格局已具雛形
記者：武漢大學與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廳（湖北省文物局）共建的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致力于長江文明的考古研究。目前有哪些收獲？
余西云：武漢大學目前主要承擔的重要田野考古項目有襄陽鳳凰咀、石首走馬嶺、武漢盤龍城，這些都曾入選國家文物局重大項目“考古中國”。
記者：據說走馬嶺城在中國城市史上意義不可小覷？
余西云：走馬嶺遺址位于我省石首市東升鎮走馬嶺村，南鄰上津湖，北距長江僅十公里。走馬嶺城修建于距今5300年左右，至距今4000年前后廢棄。走馬嶺城具有內、外雙重城垣結構，城內有古河道，經西水門與城外護城河、西面的自然湖泊（上津湖）相連通，組成水上交通系統。城北有北城門與城外的古道路相通，是主要的對外陸地交通系統。內城北部至東部是主要居住區，北外城內側發現有專門的公共墓地。走馬嶺史前城址內城面積約10萬平米，外城面積約35萬平方米，是已知中國最早的具有內外城、且帶甕城、水門等結構的城，奠定了中國城市的基本格局。
鳳凰咀
屈家嶺文化北進的重要軍事重鎮
記者：鳳凰咀城址的發現，有何重要意義？
余西云：鳳凰咀遺址位于我省襄陽市龍王鎮閻營村與前王村之間，距漢江約十公里。武漢大學考古系2020年的考古工作確認了城墻和護城河的存在、結構和城址的興廢年代。城墻修筑于距今5000年左右，距今4000年前后廢棄。鳳凰咀城址總面積約50萬平方米。城內有大規模建筑遺存，墻體有多層白灰粉刷，建筑工藝精致。發現形狀較規整的墊土臺基，附近出有較多小型玉器、綠松石飾件。這些跡象都說明鳳凰咀城應該是鄂西北地區的區域中心。
此外，屈家嶺文化是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明的鼎盛時期，不僅整合了整個長江中游，向南到達湖南南部，向西到達重慶東部，向北深入中原腹地，到達黃河沿線。鳳凰咀城址興建于屈家嶺文化早期，正是長江中游地區文化整合和統一的階段。屈家嶺文化完成統一后，開始大規模向北擴張，鳳凰咀城址修建于屈家嶺文化北疆，扼守在江漢平原與北方地區來往的通道處，應該是屈家嶺文化北進的重要軍事重鎮。
走馬嶺和鳳凰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大大深化了對這一歷史過程的認識，推進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
石家河古城
長江中游持續千年的文明中心
記者：2020年9月24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在京發布，我省天門石家河遺址等5項考古新成果，被認為填補了史前考古中國的多項空白，多維度揭示了早期中國的文明基因。石家河是怎樣的一處遺址？
方勤：石家河遺址是一處史前聚落遺址，位于長江中游腹地、江漢平原北緣與大洪山南麓相結合的山前地帶，這里密集分布著40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遺址主體年代距今約5900年至3800年。1954年，在位于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鎮北郊的這片區域，考古專家拉開了石家河遺址考古的帷幕。60多年來，通過幾代考古工作者不懈地努力，考古發掘表明了石家河遺址群是長江中游規模最大、時間跨度最長、等級最高、附屬聚落最多的都邑性聚落。
記者：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石家河遺址中心地位的確立，是否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方勤：的確是這樣。經歷距今5900至4800年近千年的緩慢發展，中心聚落譚家嶺古城建成。譚家嶺古城位于石家河遺址的中心，城垣內總面積17萬平方米，城壕內總面積達26萬平方米，遠大于同時期同文化性質的其他遺址，是石家河遺址作為長江中游文化中心的重要開端，也是后來的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礎。在此基礎上建成的石家河古城，城內面積達120萬平方米，為同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城壕的工程量浩大，是同時期長江中游的中心聚落和都邑性城市。
記者：在當時筑如此規模的城，應該算一個龐大的工程吧？
方勤：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在著述《長江文明的曙光》中，介紹石家河城的規模時推測，“單以城垣來說，就至少用了100萬立方米的土。”他設想，在當時只有石鏟等極簡單的勞動工具裝備的情況下，假定有1000人持續不斷地工作，也要花若干年才能完成。他認為，這樣大的工程，自然要有強有力的組織和指揮中心，要有權威性的規劃方案，并且要有強制性的紀律保證。顯然，石家河的統治者權力之所及絕不會限于石家河遺址分布范圍。
記者：考古界前輩此前在石家河遺址已發現了大型建筑、孔雀石、玉器、刻畫符號、祭祀遺跡等蘊含豐富的早期文明信息，近年在石家河遺址開展的工作又有哪些重要新發現？
方勤：2014至2019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石家河遺址群及外圍9平方公里的區域進行系統勘探，取得重要成果，以譚家嶺大型城址、印信臺大型祭祀場所、譚家嶺高等級斂玉葬、三房灣專業制陶作坊等揭示最為矚目。
此前的考古工作認為，石家河古城始筑于屈家嶺文化晚期，而譚家嶺古城的發現，揭示出早于屈家嶺文化時期的城垣和環壕，表明石家河在距今約5500年就開始筑城。這一發現將石家河城址的建城歷史至少提前了500年。
印信臺遺址發掘面積1475平方米，是一處石家河文化時期的大型祭祀場所，也是迄今長江中游發現的規模最大的祭祀場所。考古揭露了5座人工堆筑的黃土臺基，在臺基周圍發現了多組套缸遺跡，可以看到大量陶缸口底相接、套在一起，一些陶缸體上還有刻劃符號。沿臺基邊緣，還分布著甕棺、扣碗、倒扣缸等特殊的祭祀遺跡。對套缸成分進行分析顯示，這些套缸來自于大約5個不同的生產場所，而且從形制、紋飾及套缸上的刻劃符號可作大致區分，表明祭祀活動是不同的人群共同參與的結果。
三房灣遺址，考古工作者揭露出陶窯、黃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遺存，同時還發現數摞陶杯套疊燒結的現象。經確認，這里曾是一處專業窯場，以燒制紅陶杯為主。
在譚家嶺遺址的甕棺葬發現的大批精美玉器，造型生動、技術精湛，被認為可以代表當時中國乃至東亞琢玉技藝最高水平。其中，神人頭像、龍、鳳、鷹、蟬等造型，在后世商周玉器中都有出現，風格可以說是同出一源。
既擁有同時期長江中游地區規模最大的城址，又有大型的居住址，同時還有印信臺這樣的大型祭祀場所和三房灣這樣的大型制陶作坊，一個聚落遺址考古遺存如此豐富，石家河遺址由此被視為長江中游地區的文明中心，具有文化引領與文化輻射的重要地位。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也曾指出，這一時期，長江中游地區以石家河遺址為中心，存在規模不等的城址，中心聚落石家河進一步整合文化與資源，引領著長江中游向前發展，使長江中游成為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區域。
盤龍城
夏商王朝向南擴張的最大的中心城市
記者：盤龍城遺址自發現至今已60余年。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發現商代城址、宮殿建筑、貴族墓葬、一般平民居址，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青銅器等珍貴文物，首次揭示出長江流域具有燦爛的青銅文明。自2012年至今，由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牽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遺址博物院參與的聯合考古，有哪些重要收獲？
張昌平：近年來考古隊，圍繞盤龍城遺址的聚落布局、環境變遷、手工業生產等多個方面，展開了持續多年的考古工作。其中2013至2014年，在楊家灣南坡發現青銅器貴族墓葬群和大型建筑基址，確認了楊家灣為盤龍城聚落晚期的核心區，揭示出盤龍城聚落早晚不同的變遷歷程。2015年，在盤龍城核心保護區北部小王家嘴發現一批青銅器貴族墓葬，擴展了對于盤龍城聚落北部范圍的認識。2015至2017年，在盤龍城小嘴發現了鑄銅生產遺存，表明盤龍城能夠獨立鑄銅青銅器。這也是目前發現的首處長江流域早商時期的鑄銅生產遺存。此外，我們對盤龍城周邊水域進行了水下勘探，探尋盤龍城遺址水下遺存的分布狀況，展開對盤龍城遺址地理景觀和環境的研究。而自2018年開始，我們聯合芝加哥大學等中外科研院所，組成中美聯合考古隊，對楊家灣北坡石頭堆積展開進一步的考古工作，并發現石頭壘砌的臺基建筑，為認識盤龍城楊家灣地點的布局與功能提供了新的資料。
我們還聯合北京大學、北京科技大學、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多家單位，對盤龍城遺址展開多學科的考古學研究，并在青銅器檢測、土壤結構和成分分析、碳十四測年等方面取得了諸多突破。
記者：盤龍城遺址考古工作屬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課題下的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項目，近年來的這些工作，對全面認識盤龍城聚落的社會性質，解讀盤龍城的地位和作用，是否有所幫助？
張昌平：結合早年的考古發掘成果，這些工作為我們揭示了一個更清晰的盤龍城。目前學界基本形成一個共識，盤龍城是夏商時期中原文化向南擴張、在長江流域形成的目前所見最大的中心城市，也是長江流域早期青銅文明最具代表的聚落，反映了以夏商王朝為核心的中華文明進程在長江流域的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