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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宮適畫像

　　處漢水之東、隨棗走廊的隨州，古稱曾國、隨國。追溯其歷史，有文字可考的曾國建成(城）史最早見于商代（距今3600多年）。到西周早期建成了曾隨國，其國祚繁榮綿延至戰國晚期,開國之君是西周重臣南宮適。  
　　說起南宮適（kuò），他在神魔小說《封神榜》中可能不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但在殷周之際，卻是舉足輕重的風云人物，比孔子時代的那位南宮適要早得多。回望歷史的天空，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對南宮適這樣的風云人物，《史記》及其他文獻資料僅記其早期活動，而對周滅商后的南宮適則隱而未記，這種歷史性的遮蔽，將南宮適及其家族神秘化了。今天的考古學研究，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史實：南宮適是南國文化的開創者，是他開啟了曾隨國歷史的新紀元。  

　　在《封神演義》中，南宮適是和散宜生齊名的西歧元老，他善使一桿大刀，勇冠三軍，官拜大將軍。  
　　據有關史料記載，追隨周文王姬昌地位最為重要的謀臣，是“文王四友”。哪“四友”？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尚書·君奭》里面講到的，“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太顛），有若南宮括。”意思是說，周文王之所以能夠承擔治理天下的重任，是因為他有南宮適等賢臣輔佐。據說文王赴朝歌朝拜紂王，曾囑“外事托于南宮適”“軍務托付南宮適”。到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姬發執政時，虢叔大概已作古，所以文王的重要賢臣只剩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適“四友”了。《漢書·古今人物表》記載的“文王四友”，也是“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適”。后來隋唐時期的歷史學家顏師古，也有相同的批注。另一種說法，是解釋《尚書》的《尚書大傳》記載的“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適、散宜生為四友”，這種說法里沒有泰顛，而有太公望，即姜子牙，他被周文王尊為“太師”。  
　　無論史料中的哪一種說法，南宮適都是“文王四友”之一，理所當然的是文王的重臣。既然是重臣，對他肯定要有分封安排。《史記·周本紀》是這樣記載周武王分封諸侯的：“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其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這一記載告訴了我們周武王分封諸侯的原則：首先是分封先圣神農、黃帝、堯、舜、禹的后代；其次是分封功臣謀士，按照先師（尚父）次親（血親）的順序進行。值得注意，上述兩類分封，均未提及南宮適。南宮適既然也是受封對象，那他必然在“馀各以次受封”之列，且在這個序列中，他作為“文王四友”之一，分封的次序肯定很靠前，分封的領地位置也肯定很重要。  
　　南宮適不是“先王之后”，與武王也不“親”，有人據此猜測他是一個外姓人，是武王所封的外姓諸侯。據考證，這種猜測沒有依據。  
　　南宮適是否周王室宗親這個問題，過去是一個謎團。隨著考古學的“解封”，可以充分證明他的確是周室宗親。  
　　證據一：上世紀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發現的晉侯墓地，出土了兩件青銅鼎，其銘文是“南宮姬作寶尊鼎”，意思是，這個寶尊鼎是姬姓的南宮氏所作。這里“南宮”與周朝的國姓“姬”聯系起來了，足以證明“南宮”是姬姓的一個“氏”。在過去父系社會的姓氏文化中，男子是稱氏而不稱姓的，女性才稱姓，到秦漢時期才姓氏合一。在“姓+名”的結構中，南宮適中的“南宮”是“氏”，“適”是他的名，“姬”是他的姓，由此姓名就可以叫作“姬適”。可見，南宮適與周王室是宗親。  
　　證據二：“安州六器”的銘文和有關史料記載。證據一雖然證明南宮適是姬姓宗親，但沒有說明他的活動范圍，這個問題“安州六器”的銘文給了一些回答。北宋時期在湖北孝感出土了六件西周時期的青銅器，其銘文記載了周王南征的事，其中提到“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國”。這里不僅指出，南宮“伐反虎方”的地方在南國，而且以此作為標志來紀年，說明在周王室開疆拓土的征戰中，南宮家族作出了重要貢獻。  
　　前文講到“馀各以次受封”，東漢政論家王符所著的《潛夫論·五德志》，也梳理記載了周公分封的情況：“姬之別封眾多，管、蔡……文之昭也。邘、晉……周公之胤也。周、隨……皆姬姓也。”可見南宮適雖然不是“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但因是姬姓而被分封。這里“皆姬姓”中的“隨”，在過去很長的時間里，人們并不知道“隨”即是“曾”，如今的考古發現，已形成了曾隨合一的歷史視角。  
　　證據三：葉家山西周墓地青銅簋、曾侯璵編鐘銘文。2010年，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出土了一件青銅簋，上面的銘文是“犺作烈考南公寶尊彝”。“烈考”，是指地位顯赫的亡父。銘文說明，“犺”是“南宮”的兒子，但這個南宮是誰呢？3年后隨州文峰塔墓地又出土了曾侯璵編鐘，它與1978年隨州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同屬周王族諸侯國中曾國的國之重器。曾侯璵編鐘上有一組銘文：“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璵曰：伯適上通，左右文武；撻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遣命南公，營宅汭（ruì）土；君庀（pǐ）淮夷，臨有江夏。”意思是：正月吉日甲午這天，曾侯璵說，我先祖伯適（即南公適），受到天子重用，輔佐文王和武王，完成了攻打殷商的使命，最后安定天下;周王派他到南方經營疆土，警戒淮夷，監視江夏的異動。銘文表明，征戰南國的“南宮”是曾侯璵的先人“伯適”，“適”還被周王任命為“南公”；“南公”的行署在“汭土”，周人置署“汭土”的目的是“君庀淮夷，臨有江夏”。還有一件編鐘的銘文“曾侯輿曰:余稷之玄孫。”稷，即后稷，姬姓，名棄，是周人的祖先，銘文直接言明曾侯輿是后稷的后裔。曾侯璵編鐘的這些銘文，目的是要顯示他是名門之后。如果將這些內容與“安州六器”中的銘文對應起來看，那南宮適的人物形象就更清晰了——南宮適作為與文王武王同宗的姬姓人，他謀略出眾、戰功卓著而深受倚重，肩負著伐商興周、拱衛王朝的特殊重大使命。  
　　《左傳》講“漢東之國，隨為大”，那么這個“大隨”究竟肇啟于何時，是誰創立的？這些問題，過去一直沒有破解。研究發現，曾隨國的歷史可見于商代，殷商甲骨卜辭中有很多關于“”的記載，主要有三種含義，一是人名，如“曾令歸”；二是地名，如“祭于曾”（在曾這個地方舉行祭祀活動）；三是方國名，如“王師于曾”(商王率師駐扎在曾國)、“畢以眾曾伐召方”（讓畢率領曾國的眾人去攻伐召方）、“令從曾”（命令率領曾國的軍隊），等等。這些殷商甲骨卜辭中“曾”的寫法，與隨州地區西周早期葉家山墓葬曾侯諫圓鼎上的銘文“曾”的寫法一樣，下面都沒“日”字；其他西周早期曾侯墓葬如曾侯白生、曾侯犺墓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也都是“”。另有卜辭“乙未卜，貞立事于南，右從我，中從輿，左從曾。十二月。”商朝的軍隊有右、中、左“三師”的編制，“從”即率領，“我”“輿”“曾”都是方國名。這里記載的是商王武丁親自率領商軍三師，分別在“我”“輿”“曾”的配合下，征伐南國荊楚的一次重大軍事活動。這些都意味著，至少在商代，“”就在漢東之地存在了，至春秋早期，這個“”字下面增加了一個“日”字，如棗陽郭家廟曾國墓遺物銘文中的曾字都加寫了“日”字。此時的曾國為何要在“”這個字下面增加了一個“日”字，其中包含怎樣的歷史變故，有待于繼續探討。  
　　清康熙年間所修《隨州志》記載，“嘗讀《國名紀》：隨，炎裔；又云姬姓……”“隨，炎裔”，是說隨為上古烈山氏的遺國；“又云姬姓”，分明是說隨國并非“炎裔”，而是一個姬姓之國。可見，隨究竟是烈山氏之遺國，還是姬姓之國，志書的修纂者們并沒有講清楚。志書沒講清楚的問題，卻通過南宮適的故事而“水落石出”——是南宮適于西周初期在南國“營宅汭土”，成就了曾隨國（從西周早期到戰國晚期）輝煌歷史的開端。

　　南宮適是殷周之際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其中就包括經營了曾隨國。    

　　早期，南宮適作為“文王四友”之一，因在武王伐紂的戰爭中功勛卓著，而奠定了曾隨國強盛的基礎。這一階段的南宮適，歷史記載了他的兩個“高光時刻”：一是武王伐紂勝利后，南宮適奉命散發聚集在鹿臺倉庫的錢財、鉅橋糧倉的糧食，用來賑濟貧弱的民眾。《史記·周本紀》的原文是“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二是奉命展示殷商的傳國之寶九鼎和寶玉。《史記·周本紀》的原文是“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這件事的文化意義重大。“九鼎保玉”是殷商王室的彝器，是祭祀重器、鎮國之寶。特別是九鼎，它是國家的代名詞，夏、商、周三代都奉其為王權至高無上、國家統一昌盛的象征，后世的帝王也非常看重九鼎的權力象征，曾屢鑄九鼎。相傳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劃分天下為九州，并鑄造九鼎象征九州，在鼎上刻畫了九州圖，以宣示天下歸屬于夏。《左傳》講“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意思是，國家最大的事，就是祭祀和軍事。祭祀是國事之首，將展示祭祀重器這樣的重任托付于南宮適，讓他作為牽頭人來完成，說明他不僅堪當重任，還對彝器的擺放及禮義、禮制很熟悉。早期的南宮適是“馬背上的英雄”，是“糾糾武夫”，同時也是“文化人”。他因功勛而進入受封者的行列，這為受命到南方創立周室經營南國的戰略支點奠定了基礎。  
　　晚期，南宮適經歷了“伐反虎方”的大事件，在南國建立一個“君庀淮夷，臨有江夏”的曾隨國。從史料記載看，西周初年（據夏商周斷代工程是公元前1046年），周天子將召公奭封于燕，將畢公高封于畢，將姜子牙封于齊，將周公旦封于魯，雖然南宮適的封地不明，但所幸曾侯璵編鐘銘文記載，南宮適奉命到南方“君庀淮夷，臨有江夏”，他是“南公”或南國之長。南宮適“營宅汭土”，“營宅”就是筑城或建國，這就是曾隨國。聯系這些史料推測，曾隨國始封于公元前1046年或之后不久，文獻記載為隨，是周王室震懾江漢異族的戰略要塞。  
　　“汭土”這個地名，在《左傳·莊公四年》也出現了：“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意思是，楚國的權臣莫敖以楚王的名義進入隨國與隨侯結盟，要求隨侯在“漢汭”這個地方進行談判。“漢汭”在漢水最大支流——府河的轉彎處，葉家山西周墓地正在這里。考古文獻中曾隨國的宗廟都在“漢汭”，“漢汭”正是南公的國都所在地，是曾隨國新的歷史起點。  
　　在文獻史學上，西周以隨為支點開辟南國的故事，最早的記載是“昭王南征不復”。此前開辟南國的事，現在全無明文可見，不過青銅銘文卻有了說明。周王室殖民行軍重地的“南國”，地近于成周（今河南洛陽一帶），有的直屬于周王室，有的分封于諸侯。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傅斯年指出，直屬于周王室的，叫“周南”；分封于諸侯的叫“召南”。“周南”在周朝的疆域之內，而“召南”則在周朝疆域之外，由重臣方伯（一方諸侯之長）統領，其領袖之國就是曾隨國，因此說“漢東之國，隨為大”。  
　　周成王之后的南公或南國之伯，在《詩經》中稱為召伯虎，此時南宮適或已不在人世。召伯虎，又稱召虎，《詩·大雅·江漢》還詠頌過這個人物。比較一下曾侯璵編鐘銘文對“南公”來江漢鎮淮夷、理江夏的追述可以得知，曾侯璵編鐘銘文所記載的南公“伯適”，曾參與了討伐殷商的戰爭，那他就比召伯虎要早。以此推測，南宮適先后經歷了文王、武王、成王三世，這與葉家山墓葬的年代大體在周成王、周康王康、周昭王時期可以相印證。南宮適是受封的首任南公，犺是第二任，而召虎接任南公可能在犺之后。南宮適的封地曾隨國擁有“君庀淮夷，臨有江夏”的權重，所以他是南國之長。這就不難理解，作為后起之秀的楚國“欲以觀中國之政”，他要稱霸一方，為什么首先要伐隨。原來，曾隨地處戰略重地，是周室在南方的代表，伐隨其實就是討周。  

　　研究發現，南宮適雖因戰功而“君庀淮夷，臨有江夏”，但是他所創立的曾隨國，并不僅僅是一個軍事大國，也是一個將南方文化推向新階段的文化強國。

　　南宮適早年“展遷”王室彝器所掌握的青銅禮義文化，構成了曾隨國的文化基因。中國南方在沒有曾隨文化之前，已經有了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西花園文化等發達的烈山氏文化。烈山氏文化有文字、有學說，隨州淅河的西花園遺址、洛陽的金雞嶺遺址，已發現了文字性的符號。《中庸》講“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意思是，對人以寬柔來教化，不報復無道的人，是南方人的個性和過人之處，賢人君子很多在南方。南人崇拜神農，夏之前尊烈山氏之子叫“柱”的為社稷神。南宮適及其后代到南國后，也重視農業、崇拜神農，不過卻用了自己的先祖后稷（棄）代替了烈山氏之子“柱”。對于這個影響了中國文化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禮記·祭法》是這樣記載的：“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引文中的“農”，其他典籍記作“柱”。這樣就形成了以“稷”為宗、兼容烈山氏卓異文化特質的“曾隨文化”。  
　　1978年曾侯乙墓葬發現后，人們對“曾隨文化”又有了全新的認知：它是軸心時代人類罕有的中國南方文化的瑰寶，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曾隨文化”是崇拜神農的文化，而又以精美精致的青銅禮樂之制為經典，不僅造就了曾隨國文化的強大基因，還是先秦時期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到達巔峰的見證。而南宮適，正是為這座巔峰的形成而作出開創性貢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