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發布的《中共武漢市委關于制定全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談到，未來5年是全力打造“五個中心”、全面建設現代化大武漢接續奮斗、成勢見效的關鍵時期。
這座超大城市如今迎來地位上升、定位拓展、機遇疊加的發展黃金時期，“天下再次重武漢”。
武漢經濟規模已邁過2萬億元，正進入奔向新目標的階段。一個問題亟待回答：未來5年，武漢靠什么驅動？
答案，寫在實驗室與生產線的高效銜接中，寫在城市更新的內涵式發展里，寫在都市圈、城市群的協同聯動上。
距華中科技大學一街之隔，一家汽車零部件初創企業，從北京搬到武漢2年，就實現產品批量化生產，并獲得行業頭部企業訂單。
企業負責人張濤道出了其中緣由：與華中科技大學深耕人形機器人及無人系統研究的劉洋教授合作，最終實現關鍵技術突破。
這與我們曾經聽過的故事有些不同：企業出題，高校答題，市場閱卷。
今年，3位經濟學家因“闡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理論”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的研究既解釋了歷史上的增長經驗，也證明了技術創新是實現持續增長的核心條件。武漢也清醒知道，科技創新是現代化大武漢建設的最大優勢。
科技創新，是武漢搏擊未來的第一動力。早在2014年，武漢GDP突破1萬億元大關，2023年站上2萬億元新臺階。繼續攀登更高目標，武漢“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長期研究武漢經濟的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鄒薇有一個觀察：“十四五”初期，武漢科技成果本地轉化率是偏低的；如今，有超2/3的科技成果在本地實現轉化。
“武漢是國內少有的在教育、科技、人才三方面都具有優勢的城市。”鄒薇說，三方面無短板，讓武漢積累了不少科技創新成果。這兩年武漢接連登上國際榜單也印證了這一點：《2024自然指數—科研城市》榜單，武漢位列全球第八；在人工智能領域高產出、高被引科學家數量中，武漢排名全球第六。
“這些成果不能只停留在實驗室和論文里，要積極推動企業成為創新主體，通過企業出題、科研答題、政府搭建平臺，解決科技和產業‘兩張皮’的問題。”鄒薇說。
今年前三季度，武漢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長16.3％，對工業增長貢獻率超六成。
冬日暖陽，站在紹興里1921門口，浙江瑞安商會副會長鐘鏗指著紅磚立面的商業街感慨萬分：“這里承載著我們前輩在武漢打拼的百年商幫記憶。”
這個全新亮相的紹興片，是武漢首批城市更新試點項目。改造后，這里不僅解決了原住地1212戶居民的住房需求，還留存了百年商幫記憶。鐘鏗說，商會初步計劃，在紹興片8000平方米商業空間中打造“文化+餐飲+生活配套”的復合業態。
紹興里的蝶變，是武漢城市更新探索的縮影：既惠及民生，更促進發展。
城市更新本質上是一個內涵式發展命題。通過城市更新，武漢以城市發展方式轉變帶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讓城市功能更完善。
比紹興里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小龜山之變。位于武昌鬧市區的華中小龜山金融文化公園，前身是建于半個世紀前的老工業基地。2021年這里完成改造開園，如今80余家金融機構聚集在這里，開園至今園區納稅額超過13億元。重生后的老工業基地，為區域金融發展注入活力。
“城市更新一方面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在更新過程中推進管網、基礎設施建設，也是擴大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鄒薇走訪過不少城市更新后的公園、園區，她說，完成更新后，這些場所提供了就業機會，創造了城市新的服務場景。
工業遺存、老舊社區與低效用地，這些既是武漢城市更新的現實壓力，也是發展轉型的巨大潛力。為它們注入新的內容和產業，它們自身不僅將煥發新的時代活力，還蘊藏著發展的想象空間和蓬勃動力。
武漢的長江江面上，11座跨江大橋串起大江南北。如今，武漢各區域的連接，早已突破地理上的概念。
比如光谷和車谷聯動，讓猛士M817搭載上高德紅外的東方鷹眼無人機系統和紅外夜視系統，車輛在夜間、霧天也能洞察前路；星谷的高精度北斗芯片能反哺網谷加密通信；藥谷的醫療器械可應用于光谷的集成電路。
散落于武漢各區的光谷、車谷、星谷、網谷、藥谷，不再單打獨斗，而是協同創新。
今年8月印發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把“推動城市群一體化和都市圈同城化發展”放在了所有意見的首位。信號非常明顯：城市必須抱團發展，單打獨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在楚能新能源，雙城生活是許多員工的常態。這是一家鋰電池生產企業，在武漢、孝感和宜昌分別建有研發生產基地，目前其儲能電池銷量位居全球前三。
“有時9點還在孝感基地開會，10點多已趕往天河機場出差，因為兩地距離不過20分鐘車程。”市場部一位負責人說，企業在孝感設立基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區位優勢。
這幾年，包括鄒薇在內的不少學者捕捉到一種變化：武漢對武漢都市圈城市的輻射效應開始大于虹吸效應。有人調侃，過去大樹底下不長草，如今大樹底下好乘涼。
武漢都市圈智庫聯盟秘書長李春洋從2004年就開始跟蹤研究武漢都市圈，彼時這個圈還叫武漢城市圈。“那個年代更多的是城市之間競爭資源，因為大家發展都不充分。”
如今，李春洋形容武漢和武漢都市圈的關系是相依相成，彼此在發展過程中利用原有的產業優勢，找到城市的定位和方向。比如，武漢有“屏”，鄂州就“配芯”；咸寧近3年承接武漢產業轉移項目110個，大健康、裝備制造等產業集群風生水起。
李春洋說，都市圈的壯大也反哺武漢發展，比如提供更廣闊的消費市場、降低武漢企業的配套運營成本等。
“隨著產業飽和度、環境承載度、人口密度增大，都市圈中心城市開始向外輻射。武漢都市圈其他城市意識到，在科創力量以及產業鏈的部署、配套、壯大和發展上，要靠向武漢這個龍頭。”鄒薇說。
地處湖北東部的武漢都市圈壯大后，不僅有利于促進漢襄宜“金三角”協同發展，也才能真正推動長江中游城市群聯動發展。
在國家頂層設計中，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戰略地位顯著上升，這意味著武漢都市圈的地位更加凸顯。一個數據是，2024年武漢都市圈經濟總量占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比重提升至29%。武漢都市圈要當好中心，與長株潭、南昌都市圈“聯動發展”，共同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城市群。
（長江日報記者：蔡欣星 海報設計：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