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義
尊敬的湖北省、隨州市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我來自北京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從1991年這個研究會創立就在會里兼職并做學術活動的組織聯絡工作，隨州作為炎帝神農故里又是一座新興的現代化城市，是我魂牽夢繞、久久心想往之的地方，今天終于如愿以償，能應邀恭臨“辛卯年世界華人尋根節”，并榮幸地出席“2011年中國·隨州炎帝文化高端論壇”。這里，我首先要向湖北省及隨州市的黨、政領導和省、市炎帝文化研究會的領導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感謝，并向神農故里的父老鄉親致以誠摯的問候！
踏上隨州的土地，我就頓時感到這里確是山青水秀、人杰地靈，她既是炎帝神農故里，又是編鐘古樂之鄉，中國優秀旅游城市。經過到后這兩三天來閱讀歷史文獻、進行實地考察之后，逐漸對這里的炎帝文化有了些粗淺的認識和感受。我不是什么文化名人，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授和文化工作者，在今天這個莊嚴的講臺上，擬就《對隨州炎帝文化的幾點認識和思考》為題向大家求教，大致上講三個問題：
一，中國古代文明的肇始與神農炎帝的歷史功勛
在當今華人世界中，凡是提到炎帝與黃帝這兩個響亮的名字，人們無不耳熟能詳，并給予無比的敬仰和尊崇。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以來，伴隨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經濟與科技文化的迅猛發展，以及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海內外炎黃子孫在每年的清明節、重陽節，或者是炎黃二帝的生日與忌日，都絡繹不絕地到二帝生地、陵地來敬拜、祭祀，尋根問祖。在炎帝神農故里的隨州連續舉辦幾屆“世界華人尋根節”就是這方面的明證。由此，人們自然會問：為什么世界華人對炎帝神農如此頂禮膜拜？這當然值得大家追問和思考，我覺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作為中華民族的始祖，以其彪炳史冊的偉大歷史功勛，肇造了中國古代文明，而炎帝尤其開創了中國的農耕文明，由于他們的創造，造福于后世子孫，能使中華民族作為文明古國幾千年來巍然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就是說炎帝是和中華文明的肇造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如此說來，人們自然會進一步追問：中華文明起源于何時？炎帝處于什么歷史時代？他出生在哪里?為什么他肇造了中華文明？這些都不是很容易回答的問題。
大家知道，關于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形成，是近年來學術界研究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而且在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等等領域的學者們，逐漸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中國文明的形成要大大提前。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其《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曾將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脈絡概括為：“超百萬年的文化根源，上萬年的文明起點，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多年的中華一統實體”。也就是中國文明起源至今已有一萬年之久，五千年前就已經是一個文明古國，兩千年前以華夏族為主體的中華多民族國家就已初步形成。而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其被稱為“千古之絕唱”的不朽著作《史記》開篇的《五帝本紀》中，就把中國歷史的正式記載“起自黃帝始”，而把“神農氏”作為“三皇”之一，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三皇五帝”時期。清末民初的著名史家夏曾佑在其所作的中國第一本現代體史書——《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學》更加明確地說：“故言中國信史者必自炎黃之際始”。
既然中國的文明、中國的信史由炎黃之際始，而炎黃又處于什么時代呢？距今又有多少年呢？這也是一個不大容易說明白的問題。因為炎帝與黃帝距離今天的時間太遙遠，而且當時尚沒有正式文字，記事與記時，還是靠結繩與劃符號為標志，所以關于炎黃二帝時代的情況，還主要是靠口耳相傳的民間傳說而記入后來的史籍文獻之中。因而要對炎黃所處的年代做精準的確定很難。我們只能根據文獻記載描述的那時的社會發展狀況、生產力達到的水平、人們的社會習俗等方面，對照社會形態與考古文化成果，劃出一個大致的時間范圍。
就社會形態方面來說，學術界一般都將炎黃時代確定為原始社會末期，相當于社會發展的氏族社會時期，根據社會婚姻習俗情況看，當時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或者是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轉型時期，當時有些先進的氏族部落，已經出現大的氏族部落聯盟，就生產力發展水平看已進入石器和銅器并用的時代，較之漁獵游牧時代已有很大提高。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從游牧生活走向定居，出現了房屋及較大的宮室，社會財富日益增多，糧食等物品已有貯藏。就文明發展程度來看，已經有禮樂文明和早期的宗教信仰，也有了氏族公認的部落領袖人物，甚至具備了國家的雛形。這個歷史時期距今大約在6000年至4000年之間，也有學者認為在8000年前左右。不管是在多少年之前，總的來看，已進入早期文明階段，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肇造時期，而人類社會從野蠻萌昧時代進入文明時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再從考古文化的成果看，學術界一般認為炎黃時代相當于考古學的仰韶文化后期至龍山文化時期。正如蘇秉琦先生所說：“現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長足的發展，本身就可以大體復原遠古時代的漫長歷史”。他認為“五帝時代——也就是炎黃時代，上限不早于仰韶時代后期，下限應在龍山文化時期，就是在夏代之前，也就是習慣上所說的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開端時期，也就是炎帝與黃帝時代，大約距今在五、六千年之間”。而從文獻記載看，炎帝神農氏所處的歷史年代還早于黃帝軒轅氏之前，正像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說：“軒轅之時，神農氏衰”，又說“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后得其志”。“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這些文字記述表明炎帝神農氏在黃帝軒轅氏之前，但卻處于大致交叉或前后銜接的年代。
再就學術界近二十多年的研究來說，不管是炎帝或者是黃帝，他們都是人而不是神，他們都是當時大的氏族部落的領袖，或者說是各自部落代代相傳的領袖人物共用的稱號，但在稱號之后則確有具體的人，不管是其部落的一世、二世，或者是三世、四世的領袖，也不管是甲某、乙某或者是丙某、丁某，終歸有具體的人來擔當，當然是人而不是神。
既然炎帝是神農氏族部落的領袖，又是具體的人，那么炎帝神農氏部落的發祥地仍在？炎帝的生地、葬地又在那里呢？這個看來似為簡單的問題，實際上卻又十分復雜。僅就炎帝發祥地與出生地而論，截至目前就有十多種說法，諸如隨州厲山說、陜西寶雞說、湖南炎陵說、山西高平、長治說、河南淮陽說、河北涿鹿說，乃至甘肅、青海說，湖南會同說等等。各地之說，雖都有一定根據，但在我看來，最有說服力、根據更充分的則是湖北隨州說和陜西寶雞說及湖南炎陵說，其他各地都可能是炎帝足跡所至。
首先，要說明的是炎帝故里在隨州有大量的文獻典籍記載，從先秦時代的周人著述，到春秋、戰國的諸子論說，到秦漢、魏晉、隋唐，歷經明清各朝，各代的文獻中均有炎帝出生在隨州厲山的記載。《禮記》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谷。”這里的“厲山”，《春秋左傳注》解釋為：“湖北隨縣四十里”。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漢書·地理志》均持相同看法。大都是說：“神農起列山，謂列山氏，今隨厲鄉是也。”又曰：“始教天下種谷，故人號神農氏，又曰本起烈山，或稱烈山氏，是為農皇，或曰炎帝。”此后，歷朝歷代，有影響的史志地理、著述之士，大抵持此看法。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關于炎帝的出生地與炎帝神農氏部落的發祥地，有多種說法并不奇怪。因為炎帝神農氏部落的生存發展、興盛衰落所處的時間與空間，十分漫長而廣闊，甚至經歷了從野蠻到文明的漫長歷程。那個時期的氏族部落之間由于相互征伐，或者是自然天災，乃至部落的發展狀大與衰落，常常處于遷徙流動過程之中，也就是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說的：“往來遷徙無常處”。何況神農氏與炎帝是同一人，或者說是兩人，自古至今學術界都有不同說法。因此，目前學術界就存在兩種不同看法，有的主張炎帝是從北方向南遷徙，有的則主張是從南向西、向北遷徙，不管遷徙路線如何，但炎帝部落存在遷徙的狀況是肯定的，因而古代典籍有炎帝七十世或十七世之說，由此我們是否可以假設，炎帝神農氏的一世、二世、四世、五世，生于此地，而六世、七世、八世又生于彼地……等等。同時，能否認為不管其生于何地，只要該地有其遺跡、遺址，又有文獻記載和民間傳說，都可以搞拜祭活動，目的都是弘揚中華民族“慎終追遠”、“敬宗法祖”的傳統，都是為了弘揚炎帝文化，促進民族的凝聚與團結，而不必絕對的說炎帝只能生于此，而不能生于彼。倘若為此而爭論，勢必會爭論不休，而永遠形不成共識。大家是否可以更加理性的思考，按照著名的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學家，也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的老會長費孝通先生倡導的“文化自覺論”，而能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來對待這種爭論，能平心靜氣地相互交流，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以期將炎帝文化研究推向前進。再者，更加重要的是，盡管學術界和各個地方，對于炎帝出生地有不同意見，但他所引領的時代文明，對中華民族發展的巨大貢獻則是世所公認的。據《周易》、《管子》等先秦文獻的有關記載，以及長江流域包括湖南多處發掘考證的距今七千至九千年的古文化遺存表明，炎帝是中華農耕文明的創始者。炎帝神農氏“始作耒耜，教民耕種；遍嘗百草，發明醫藥；日中為市，首辟市場；治麻為布，制作衣裳；削桐為琴，練絲為弦；弦木為弧，剡木為矢；耕而作陶，冶制斤斧；建屋造房，臺榭而居”，他帶領先民所開創的農耕文化、醫藥文化、手工業文化、市場文化、火文化和原始藝術等，都是炎帝文化的具體內容，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富貴文化遺產。可謂炎帝功昭日月，德澤后世。他所開創的原始農耕文明，使先民們改變了茹毛飲血、以漁獵和采集野果為全部生活來源的狀態，開創了豐富多彩的原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而形成的炎帝文化與黃帝文化融合為炎黃文化，既是中華文化的源頭，也是中華文明的象征，則是確定無疑的。我們只有將中國古代文明的肇造與炎帝的偉大歷史功勛聯系起來考察，才能更深刻地領會炎帝是中華始祖的文化內涵，從而更深刻地舉辦世界華人尋根節，領會在湖北，在隨州每年舉辦“世界華人尋根節”的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