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的隨州風情
三、隨州人文薈蔚
歐陽修認為隨州“其山川土地，無高深壯厚之勢”。雖然無高山峻嶺以為屏障，無名川大河提供利便，但氣候適宜，風雨及時，無大旱大澇之憂；環境幽靜，社會安定，民風純樸。北宋時離京師不遠，因此成為朝廷安置功臣宿將、安撫歸降人士的特殊地區。在宋初統一戰爭中，王全斌等破蜀時豪奪子女、玉帛，及擅發府庫，隱沒貨財，罪惡確鑿，趙匡胤寬大為懷，赦免他應得的死罪，特置崇義軍于隨州，以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為崇義留后。9年后，起用他為武寧節度使。宋初開始，凡犯死罪得寬赦的，多配隸登州沙門島與通州沙門島。王全斌因系功臣，得以在隨州度過近10年的安閑歲月《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8《乾德五年春正月庚寅》及卷17《開寶九年二月癸卯》。 功臣石守信從征范陽督前軍“失律”，太宗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多次大敗西夏軍的種諤，是一位屢建功勛的名將，打勝仗被彈劾而降四級，安置隨州，不久有人主持公道，為之鳴冤而復官。他在隨州的時間雖短暫，但其顯赫的戰功給隨州人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與深刻的教育。與種諤同年出生的呂大防、范純仁種諤(1027—1083)，呂大防(1027—1097)，范純仁(1027—1101)， 也都與隨州結下不解之緣。
呂大防，字微仲，初為永壽縣令，縣無井，飲水困難，他克服重重困難，找到兩泉，又千方百計將泉水引入縣，縣民感恩戴德，名之曰“呂公泉”。呂公歷知青城、泗州、延州、臨江軍、華州、秦州、成都府，官至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因其“樸直”《宋史》卷340《呂大防傳》。為人所陷害，貶知隨州，但未居隨州，而居郢州，旋遷往安州。年老多病時，流竄嶺表。與呂大防同在朝廷輔政的范純仁為此事請求皇帝開恩，因此得罪，落職知隨州，繼而貶為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隨州與這些“樸直”的官吏患難與共，多少能為之分點憂。隨州情，隨州義，萬古不朽。
在安撫歸降人士中，較有影響的有夏州拓跋氏之后、定難留后李繼筠之弟李繼捧，吳越王錢（王景）子錢惟演及南唐主李（王景）之子李從謙。李繼捧的祖先與宋朝敵對情緒嚴重，有四代人未曾到宋朝朝覲。李繼捧不顧陳規慣例，到了汴京，宋太宗接見于崇德殿，非常高興，賜白金千兩、絹千匹、錢百萬；其祖母獨孤氏獻玉盤一、金盤三，宋太宗也答謝以厚重的禮物。但李繼捧之弟夏州蕃落使李繼遷留居銀州，不愿歸附宋朝，奔往地斤澤(距夏州東北150公里)，誓與宋朝分庭抗禮。宋朝多次表示愿與他建立友好關系，他不僅不聽，反而侵犯宋朝的邊境。宋朝對李繼捧特別重視，賜“國姓”(即趙)，改名“保忠”，授定難軍節度使，嗣任命為崇信軍節度使。雖有人揭發李繼捧與李繼遷暗中有勾結，但繼捧不若繼遷反復無常，可以肯定《長編》卷23《太平興國七年五月己酉》及卷29《端拱元年五月辛酉》。
五代時期的十國之一吳越，從錢〓至錢〓占有吳越之地85年。錢〓歸順宋朝，其子惟演在宋朝飛黃騰達，歷官知制誥、翰林學士、樞密使。當丁謂權盛時，他與丁謂結黨營私，排擠寇準；當丁謂勢微時，他轉而拋棄丁謂于不顧，投機取巧，遭到彈劾，貶為崇信軍節度使。他與劉筠、楊億齊名于文壇，與劉、楊經常對酒，有歌曰：“城上煙光鶯語亂，城下煙波風拍岸。”他在文學上頗有造詣，文辭清麗，知識廣博，于書無所不讀，私人藏書可與秘府(皇宮圖書館)相媲美。著有《典懿集》30卷，又著有《金坡遺事》、《飛白書敘錄》、《逢辰錄》、《奉藩書事》《宋史》卷317《錢惟演傳》。〗 其詩風文采融入隨州人文景觀，為壯麗的宋代文化更增添一筆濃郁色彩。
此外，南唐主李〓之子李從謙，歸附宋朝后，歷知隨、復、成三州。
文臣的文風與武將的武功，吳越風尚與南唐習俗，加上李繼捧帶來的拓跋奔放曠達的精神凝聚在隨州，為隨州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契機。
第二節 宋元時期隨州的經濟態勢
一、隨州經濟的發展
宋代隨州屬京西南路，距汴京較近。朝廷獎勵農耕、蠲租免稅之類措施的實行，隨州多能先得其實惠。宋初多曠土，是一種普遍現象，京畿附近亦難免。京畿周環二三州，幅員數千里之地，開墾的土地僅占十分之二三《長編》卷40《至道二年七月庚申》。 政府大力勸民墾田，曠土雖不斷有所開辟，但不斷出現新的拋荒現象。“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長編》卷27《雍熙三年六月甲午》。 貧富懸殊，田地得不到合理的利用，這是地主政權統治下不可避免的現象。朝廷發布過詔令：“募民請佃諸州曠土，便為永業，仍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長編》卷38《至道元年六月丁酉》。 這一詔令在隨州一帶的貫徹是較得力的，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都登記在冊，以憑論功行賞。趙宋統治者清楚地認識到“政之本”在稼穡農耕，特設勸農使。勸農使陳靖積極活動在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隨州一帶是勸農使往來頻繁地帶，使開墾歲增。勸農使的任務，除“勸恤農民，以時耕墾”之外，還有兩件事，一為招集逃散，即將逃離本鄉本土的流民招撫回鄉，創造條件使其恢復生產；另一為檢括陷稅。
宋代小民的切膚之痛是賦役繁重，隨州亦不例外。所謂“陷稅”即偷稅、漏稅。隨州陷稅問題較輕，因為能得到一些特殊照顧，如種桑柘，毋得增稅，“京西南路流民買耕牛者免征”。為求均稅，實行方田法，從京西、河北兩路開始。宋代交納賦稅有固定的處所，而以有余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這叫支移。本來支移的原則是“先富后貧，自近及遠”。由于經辦官吏營私舞弊，不按規定“徙豐就歉”，即以豐收地方的物資調劑歉收地方的困難；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徙歉以就豐”，通過這一手段以中飽私囊。貧下戶雖免支移，然估價既高，更收腳力錢，成為變相的稅外之稅。與支移聯系在一起的“折變”，對小民是一種折磨，因交實物不方便，就將實物折算成現錢。貪官污吏耍花招，“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輾轉折算，小民是越折算越吃虧。南宋時，“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艱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小民賣出的物品價賤，而官府折算的價錢比實價要貴一倍兩倍，支移折變給小民的痛苦極大。而京西路舊不支移，隨州百姓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免除了這一痛苦。到北宋末徽宗時，政治腐朽，朝廷揮霍無度，崇寧(1102—1106年)中命令“支移所宜同，特免；若地里腳費，則宜輸”。從此經常征收腳費，一斗交錢56文《宋史》卷174《食貨上二》， 相當元豐(1078—1085年)年間正稅的數目，而“反覆紐折，數倍于昔”。百姓不堪其苦，推行30余年后，地里腳錢不到一斗的，全減免；凡稅錢不到一斗的，支移皆免。
隨州除享受不支移的優惠外，還享受過不榷的照顧。隨州與陳、滑、蔡、潁、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榷，即在這一帶官府不實行酒的專賣和課稅。太平興國(976—983年)時改行榷酤法，官府獲利無幾，民間被害甚大《長編》卷18《太平興國二年冬十月辛未》及《宋史》卷185《食貨下七》。 說明這一帶民風淳樸，嗜酒者少，酒的消耗量小，這是原來不榷的根本原因。
京西膏腴官田多，承租官田的，“官貸牛、種，八年乃償”《宋史》卷173《食貨上一》。京西路租佃官田者，所享受的優惠條件為其他地方所罕見。宋代“州縣既廣，徭役益眾”，民戶多因役重破產，“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為規避重役出家當和尚的，趙州即有上千人。慶歷(1041—1048年)中，令京東西、河北、陜西、河東裁損役人，萬一不足使用，以廂兵代役，京西南路的隨州在“裁損役人”之列，“土地不敢多耕”的現象有所緩和。當然，土地拋荒與人口逃亡難以完全避免，但比不裁損役人之處在程度上必然有所不同。為解救百姓疾苦，宋代設有常平倉、義倉、惠民倉。常平倉以平谷價，義倉以備兇災，惠民倉則是遇歲歉，減價拋出以惠民。京東西路常平倉的設置比荊湖、川峽、廣南早15年《宋史》卷176《食貨上四》。 隨州人民的疾苦的減輕雖是有限度的，但對經濟發展無疑是有利的。
南宋初年，隨州居對敵前線，權勢之家大量南移，把注意力集中于東南，爭占圩田、圍田，與兩浙豪民巨室并緣為奸，加倍圍裹，包占水蕩，影響到廣大農民排澇灌溉。會稽一半田畝靠鑒湖灌溉，興化的木蘭陂滋潤民田萬頃，這類大型水利灌溉系統遭到嚴重破壞，“官豪侵占，填淤益狹”。隨州一帶，卻沒有發生這類災難性的事情。隨州一帶，出現“土廣人稀”的現象，隨之而來的是賦輕稅少。“自荊南、安、復、岳、鄂、漢、沔，污萊彌望，戶口稀少，且皆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攜幼，遠來請佃，以田畝寬而稅賦輕也。”江南“狹鄉”的百姓往安、復、岳、鄂流動，吸引力就是“土廣人稀”與賦輕稅少。南宋紹興四年明令蠲襄陽等六郡(包括隨州)三年租稅。在兩淮、京西、湖北，“土廣人稀，誘之使耕，猶懼不至，若履畝而稅，孰肯遠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賦哉?”《宋史》卷174《食貨上二》。 田寬稅輕，為隨州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與其他地區比較，隨州占有不可多得的優勢。元代經濟在宋代已有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宋元時期隨州的經濟突出的有兩大成就：
(一)水田之制的推廣
自漢魏晉唐起，在陳、許、鄧、潁、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成為敦本勸農的一條重要方法。有識之士認識到水田大大優于陸田：“陸田命懸于天，人力雖修，茍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茍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于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為推廣水田之制，有人提出具體方案：“選稽古通方之士，分為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千人給牛一頭，治田五萬畝。”據估算，如此約可畝收3斛，歲可得15萬斛。在七州之間置20屯，歲可得300萬斛。推行水田之制，二三年間，即可致倉廩充實。這一建議為宋太宗所采納，立即派人趕往諸州積極進行籌備，宋太宗是積極支持推廣水田之制的《長編》卷37《至道元年正月戊申》及《宋史》卷176《食貨上四》。 何承矩提倡在河北建水田種稻，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他毫不氣餒，載稻穗數車送京師，以實物實證平息異議《長編》卷34《淳化四年三月壬子》， 使水田之制在北方得以鞏固。真宗時，京西路種植水稻事仍存在著斗爭，真宗任命耿望為京西轉運使，制置營田事，種稻三百余頃。耿望初以大理寺丞武程總管營田務事，豈知武程是反對種稻的，上疏言其不便，幸好皇帝不為所惑，將武程調往他郡，另委任新人《長編》卷44《咸平二月四月丙子》。 隨州水田之制的推廣，得力于宋初幾位有作為的皇帝，他們認識到水田之利，對水田之制的推廣很堅定。元代繼宋代之后，向北方推廣水稻種植，將江南種稻能手遷徙到河北、河南，更在大都(今北京)附近開辟重要的稻產區，“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今密云縣)、順州(今順義縣)”《元史》卷138《脫脫傳》。在這廣闊的稻產區內，連年豐收。此外，在陜西、甘肅等省種上水稻。水稻是元代主要糧食作物，元代水稻品種，據保守的估計，糯稻有20種，粳稻更達50種之多周履靖《夷門廣牘·稻品》。此書真偽雜出，此數字可信。 宋元時期推廣水田之制是成功的。
(二)棉紡織業的興起
中國的絲織業，久負盛名，名揚世界。宋代隨州絲織業在京西南路中獨占鰲頭。南宋紡織業有新的發展與新的內容，即棉紡織業的興起。棉花有兩種，一為多年生木棉，一為一年生草棉。木棉或稱樹棉，原產地為非洲。亞洲木棉分布在印度、越南、馬來群島、柬埔寨和我國南部地區。草棉是亞洲古代栽培植物之一，起源于野生草棉，在南亞、東南亞及我國云南南部和貴州都有野生棉的分布。我國棉花的種植，漸次由兩廣、福建而推廣到江南，這稱為南道棉；從西域傳至陜西的稱為北道棉。南北道棉會合于最適宜于種植棉花的黃河流域。我國的棉紡織業的中心，是隨著棉花種植的推廣而轉移的，由海南、閩廣而完成其轉移于東南地區。隨州在南宋，至遲在元代開始植棉李（王番）《中國栽培植物發展史》頁234，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到了宋代及以后，棉花的栽培大概已普及全國。”此說較含糊，所謂“以后”似應指元代。“大概”二字似可刪。
元代棉花的種植已相當普遍，成為重要的經濟作物。隨州適宜植棉，氣候適宜，地理條件優越。特別是南宋地廣人稀，到元代這種情況沒有變化，如果說有變化的話，那就是地廣人稀的情況更有所發展，更利于推廣棉花的種植；不可忽略的是元政府以強制手段推廣植棉，對尚未植棉的地區，硬性規定，以棉布納稅。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四月，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置木棉提舉司，每年收木棉10萬匹。這一規定不夠合理而一度廢止。元貞二年(1296年)定江南夏稅之制，規定交納木棉布絹絲綿等物《元史》卷15《世祖十二》及同書卷93《食貨·稅糧》。 適應這一需要，未植棉地區紛紛植棉。隨州“戶種木棉，人習為布”開端于宋元時期，這就把家庭手工業開始從狹小的特產式的范圍，推向適合于廣大人民需要的、有廣闊發展前景的國民經濟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