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的隨州風情
二、隨州經濟發展的阻力
南宋初秦檜當政時，曾偷偷摸摸指示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民力重困，餓死者眾。”隨州亦難逃這一厄運。隨州不利于發展經濟的因素不少：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剝削長期根深蒂固；宋金對峙時期，地處邊防前線，支援前線的擔子沉重；即令在相對安定時期，人心不安，影響到生產積極性的發揮。隨州農民的賦役負擔，相對而言是輕一點，但隨州實行的“推置”與“對糴”，對百姓仍是苦不堪言。“京東西、陜西、河北闕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宋史》卷175《食貨上三》。 推置，即搜刮積糧；對糴，即提高租額。因非“常制”就更可怕了，隨時都可能有這樣的負擔或那樣的負擔強加在百姓頭上。
元代隨州農民的災難更甚于宋代。階級壓迫之外，加上民族壓迫。元朝將全國人民分為四等元朝的四等人，第一等為蒙古人，地位最高，特權最多；第二等為色目人，包括西夏、西域及歐洲人；第三等為漢人，包括契丹、女真、高麗人；第四等為南人，即南宋境內的人民和西南各族人民， 隨州人劃歸第四等，特別受歧視，喪失一切自由，夜間禁止通行，不得集會結社，不得聚眾畋獵。在蒙古軍入侵初期，大肆屠殺漢人，繼而不斷搜刮馬匹、丁壯、糧食，許多良田變成牧場。特別在進攻南宋時，對投降的州縣，勒索金銀曰“撒花”，對堅持抵抗的城市，進城后，殺人放火，劫奪子女玉帛，曰“打虜”。“撒花”與“打虜”的痛苦災難，隨州百姓都親身經歷過，不少無辜百姓在這些痛苦災難中喪失生命。
元世祖忽必烈放棄落后的游牧經濟和剝削方式，采取了一系列恢復農業生產的措施，如限制牧場多占民田，禁止放牧破壞農桑；提倡改進農業生產技術、興修水利；扶持屯田戶和移民，給以牛具、農器、種糧；政府頒行《農桑輯要》，總結、推廣農業耕種經驗。這對隨州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但蒙古軍南下時幾進幾出、反復蹂躪隨州，使隨州一度中斷經濟發展的連續性。在元世祖的努力下，隨州經濟有所復蘇，但元世祖的經濟政策，有一個明顯的傾向性，其注意力偏重于邊疆開發，即原來人煙稀少的長城以北廣大地區。元世祖繼承成吉思汗的移民政策，組織漢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在和林、上都(即開平、內蒙多倫附近)等城市周圍和阿爾泰山、杭愛山、克魯倫河等地屯田積谷，并將內地工匠遷去以傳授制陶等技術。在東北建肇州城“定市里，安民居”。在西北開辟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境內水田。在西南地區派人于無粳稻桑麻處，教民播種，修陂池以備水旱。邊疆兄弟民族地區經濟文化得到空前發展，相形之下，隨州經濟發展的步伐在元代顯得緩慢多了。
元代手工業有重大進步，絲織業極發達，大量使用奢華的金線，織金技術有了空前成就。本來絲織業有一定基礎的隨州，到了元代反而顯得沉寂無聲，在宋代列為上州的隨州，元代成為下州。元代商業掌握在蒙古貴族及西域商人手中，商業活躍于大都、泉州、杭州和東南沿海諸口岸，長城以北地區出現一些新興城市。隨州的商業，未能與全國的商業同步興盛。忽必烈初即位時，為與南宋互市，在光化軍(今湖北老河口)建立過榷場，因處于戰爭狀態，時開時閉。隨州在元代的地位大不如前，在全國商業城市上很難排上座次，與交通不便有關；相反，水陸交通便利的城市，得到了發展，如揚州，南瀕長江，又是元代新運河的起點，成為江淮一帶的經濟樞紐、貿易中心。溯長江而上，江寧(今南京)、蕪湖、武昌、江陵，工商業發達。處于漢水中游的襄陽，成為南北貿易中心，其絲織業在宋代不如隨州，到元代一躍而居隨州之上。
第三節 宋元時期隨州的文化景象
一、隨州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
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是在隨州度過他金色的童年的。歐陽修(1007—1072年)，生于廬陵(今江西永豐縣)，4歲時，父親病逝，家境貧寒，隨寡母鄭氏往依叔父歐陽曄。歐陽曄，字日華，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任隨州判官，為官清廉，秉公執法，處理了許多疑難案件。他在查處大洪山奇峰寺屯積糧食案中，僧以白金千兩作賄賂，遭到斷然拒絕，不得不拿出糧食六七萬石賑濟饑民了事。這位叔父官職不大，廉潔奉公，生活不寬裕。歐陽修的母親出身江南名族，知書識理，精心撫育兒子，買不起紙筆，以蘆桿畫地教子認字習字。艱苦奮斗，沒有條件而創造條件學習的精神，是中國傳統精神的繼承和發展，對歐陽修的成長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習的要求越來越高，他渴望讀書，但家中無書可讀。他有一位朋友李堯輔，同他一樣喜歡讀書，同他不一樣的是家多藏書。歐陽修經常到他家去玩，看到殘缺的《昌黎先生文集》6卷，讀之入神，愛不釋手，借回家中反復閱讀，用心背誦，立志以韓愈為自己一生創作的典范。是隨州給予歐陽修以傳統文化的哺育、滋潤與啟迪。天圣元年(1023年)應舉隨州試，天圣四年自隨州薦名禮部，在翰林學士晏殊主持的進士考試中名列第一，經過御試，被授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今洛陽市)留守推官。他結交名士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在文學主張與詩文創作方面志同道合。歐陽修在隨州的懷抱里吸取智慧的乳汁，顯露非凡的才華，走上政壇與文壇，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而且蜚聲文壇，領導詩文改革運動，大力掃蕩文壇綺靡浮艷之風，使宋代文壇出現波瀾壯闊的局面。
歐陽修在隨州的好朋友李堯輔，是隨州城南大姓，修有東園，園內竹木茂盛，亭閣精致。歐陽修10歲前后經常在這里玩耍，親見園主人辛勤建園的情景，“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歐陽修離開隨州20年后，重游舊地，老友重逢，觀光東園，變化很大，“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木卉），草之茁者叢，〓之甲者今果矣”。東園的繁榮，引發了歐陽修對隨州的眷戀之情，他深情地說：“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于隨哉!”《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外集》卷13《李秀才東園亭記》。 他對隨州的感情是深厚的、真誠的。這也是他熱愛祖國的具體體現。
隨州著名藏書家當推宋綬。宋綬(991—1040年)，字公垂，其先趙州平棘(今河北趙縣)人，徙隨州。綬幼時聰慧，為外祖父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中藏書都給綬。綬歷官知制誥、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最后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家藏書萬余卷，親自校勘，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扎精妙。《宋史》卷291《宋綬傳》。 宋綬的兒子宋敏求，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家有藏書3萬卷，皆略誦習，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在這方面遇到疑難，必去向他請教。他還是唐史專家，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148卷，修有《兩朝正史》、《春明退朝錄》、《長安志》，還輯有《唐大詔令集》。
隨州有較深厚的文化傳統，傳統文化的傳授是有成績的，培育出不少政壇風云人物，隨州的劉逵即為一例。劉逵，字公路，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入為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崇寧(1102—1106年)中，不斷提升，由秘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而戶部侍郎。出使高麗，遷尚書。又由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加官晉爵，如此迅速，在宋代罕見。成為徽宗時期一位顯赫的風云人物。在奸臣蔡京罷相之后，他首勸徽宗砸碎《元礻右黨碑》，放寬“上書邪籍之禁”，即改變那種亂扣帽子的歪風，對蔡京所行“悖理虐民”的事有所糾正，這是了不起的政績。因鋒芒太盛，引起朝臣不滿，御史余深等彈劾他“愚視丞相，陵蔑同列”，意思是說他高傲跋扈。徽宗將信將疑，縱容蔡京黨羽將劉逵趕出朝廷。蔡京再當宰相，劉逵被貶為鎮江節度副使，安州居住。蔡京再度離開朝廷，他就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從他與蔡京的嚴重對立而言，說明他能辨奸邪、識是非，未辜負傳統文化的培育。不能以他初曾與蔡京共事而誣他依附蔡京《宋史》卷351《劉逵傳》：”逵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躐進。”說他不斷升官是得力于蔡京的提拔。即令如此，有過能改，善莫大焉。其后他堅決與蔡京對立的事實，不可抹煞，應予肯定。 劉逵不與蔡京同流合污，敢與奸黨抗爭，既說明劉逵個人文化素養的非凡，也說明隨州文化內涵有值得注意的精華。
對隨州文化發展起著重大影響的有尹洙、沈括、呂大防、范純仁。尹洙(1001—1047年)，字師魯，河南(今洛陽市)人，舉進士，歷知光澤、伊陽等縣，頗有政治才能。當范仲淹被誣為朋黨時，尹洙上奏：“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茍免。”他不畏權勢，堅持公道，被貶官。后因以公使錢為部將還債，又被貶官，居隨州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洙是歐陽修的好朋友，“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以儒學知名，特別對《春秋》有研究。適應形勢的需要，對兵事提出過很中肯的意見，“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宋史》卷295《尹洙傳》。 隨州人有知人之明，對這樣一位有為有守的長者，爭相造訪請教。尹洙為人豁達大度，并不以一再被貶而耿耿于懷，“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樂于交結隨州的朋友，一時成為隨州一位中心人物。在他所居的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為亭。尹洙離開隨州后，隨州人不忍坐視茅亭廢壞，加以修繕，成為有名的“尹公亭”，刻碑記其事，為隨州人留下美好的紀念。后來的地方官在其故址上擴大范圍，進行改建，“增卑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幾席”曾鞏《元豐類稿》卷18《尹公亭記》。不僅成為隨州著名的風景點，而且是隨州人懷念尹洙時最能得到慰藉之處。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杭州人。他為鞏固邊防，防止西夏侵擾，最先提出修建永樂城。后來此城被攻陷，沈括被認為難辭其咎，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沈括政治經歷豐富，編校昭文館書籍，為館閣校勘，參與王安石變法運動，提舉司天監，上渾儀、浮漏、景表三議，招衛樸造《奉元歷》。出使遼國，力斥其侵宋之非。官至知制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他學識淵博，天文、地理、律歷、音樂、醫藥，無所不通，著作近40種，其名著《夢溪筆談》內容包羅萬象，為世人提供許多寶貴知識。他在隨州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紅，酣甜如醉，肌溫潤明潔。又記隨州蔡士寧珍藏一“息石”，其色紫光，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篾剔之，出赤屑如丹砂，病心狂熱者服其少許即愈云。沈括在隨州留下其治學的腳印，為隨州文化增強了活力與生機。
隨州以四書五經傳授子孫的傳統，世代相續。元代仍尊漢族傳統文化，具體反映于通令全國立三皇廟與夫子廟，全國路府州縣奉命唯謹，不敢或違。隨州知州、達魯花赤募得大筆捐款專用于修理三皇廟與夫子廟，“精選良材，一新大觀，殿宇為之雄壯，門廡為之肅嚴。葺明理之講堂，備教官之公廨，修祭祀之禮儀”同治《隨州志》卷32《藝文下》。 大力弘揚儒家文化，以籠絡廣大的漢族人心，以鞏固其統治。元代有“漢東太守，江表碩儒”之稱的林興祖，字宗起，其言行充分表現“碩儒”的特色，“詩宗李杜，文紹韓歐，書通《詩》、《易》，經學《春秋》”。其政治實踐根據儒家教導，以民為本。他知鉛山時，對制造偽鈔害民的罪魁禍首吳友文治以死罪。吳友文分遣爪牙四五十人為吏，散布各衙門，凡有告發他的，立即暗殺滅口，前后殺人甚多，民含冤不敢訴者10余年。林興祖一到任，就說：“此害不除，何以牧民!”逮捕其黨羽200余人，悉置之法《元史》卷192《林興祖傳》。 林興祖之所以成為“良吏”，就是因為他謹奉孔子“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為其治政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