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時期“漢東大郡”隨州
三、貞倩僧與李白
唐代隨州的佛教、寺院不再像隋朝那樣受皇帝直接控制，僧 尼多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一些失意者遁入佛門往往是為了尋求“解脫”，他們習業山林寺院，超凡脫俗，追求精神生活的高雅意境和審美價值。這類僧人中，隨州的貞倩是一個突出的代表。
貞倩，隨州人，出身富裕之家，破產后浪跡四方，終無所就，遂歸于仙城山為僧。由于唐代寺院經濟十分繁榮，他無衣食后顧之憂，得以“屏除一切，惟日吟詠”同治《隨州志》卷29《方外》。出家人習業山林寺院，吟詩作句，是唐代十分普遍的現象。貞倩吟詠禪寺，造詣頗高。他還樂于以文會友，尤其仰慕李白的文才，聽說白在江夏，便專程拜訪，二人促膝談詩論文，情投意合。李白將“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與貞倩。貞倩返回隨州時，與白“流涕惜別”，李白亦“作小詩絕句，以寫別意”。詩中寫道：“彼美漢東國，川藏明月輝，寧知喪亂后，更有一珠歸。”在李白看來，隨州是產生“圣人”的搖籃，神農、季梁、紫陽先生之后，“若繼跡而起者，惟倩公焉”《李太白全集》卷27《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所以他把貞倩品評為“漢東明珠”決不是溢美之辭。
對于貞倩來說，能夠得到李白親自贈與的“平生述作”手稿，無疑是一大幸事。在唐代，可與之并提的是李陽冰。寶應元年，李白投靠其族叔、當涂縣令李陽冰，將其“草稿萬卷”托付給陽冰《李太白全集》卷31附錄一：李陽冰《草堂集序》。白辭世后，李陽冰將所藏李白詩文結集為《草堂集》刊行，這無疑是功德無量之事。
由此后人不得不問：貞倩所收藏的李白詩文最終歸宿如何?可惜現在已經難以知曉了。
四、隨州禪宗的代表人物慈忍大師
慈忍是唐代后期隨州的名僧，不過，《宋高僧傳》記唐初至宋初的高僧正傳532人，附傳125人，均未見有慈忍的記載。《宋高僧傳》書成于端拱元年(988年)，113年后即北宋崇寧元年(1102年)，張商英撰《隨州大洪山靈峰寺記》，才比較全面地概述了慈忍的事跡。由此看來，后人關于慈忍大師的記載多有傳說、演義成分。據《靈峰寺記》記載，慈忍原法名善信，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為洪州(今屬江西)開元寺僧，云游五臺山后南下隨州。至大湖山(今大洪山)，時逢大旱，見鄉民準備殺豬宰羊祭祀龍神以求雨，善信苦苦勸阻并愿以斷雙足為犧牲，祈禱龍神，因此感動鄉民。大地產者張武陵施山捐地為其興建寺院，朝廷也嘉其信誠，賜號慈忍大師，又加賜靈濟慈忍大師，大洪山寺院賜名幽濟禪院。善信自殘的舉動難以確知，不過，不論它是一個真實的或者是一個虛構的故事，都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
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歷程表明，印度佛教中諸如舍身飼虎、割肉救鴿、施舍兒女等殘酷悲慘的故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廣為流傳，它實際上是引起人們對當時社會悲慘現實和苦痛犧牲的共鳴。盛唐時期，這些殘酷悲慘的故事大多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種“凈土變”，即各種幻想出來的“極樂世界”的佛國故事，佛教僧侶們大都逍遙自在，習業山林，吟詩作句，超凡脫俗，恰如隨州貞倩僧那樣。然而，到了唐代晚期，諸如菩薩苦行和以身飼虎等一些血肉淋淋的本生故事又重新流傳開來，顯然與唐后期險惡的時代政治背景有關，隨州善信斷足的故事大概就是這種背景的產物。在這里，故事是否真實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是一個手段，一種宣傳——用犧牲自己而不是高深的佛教理論來救度蕓蕓眾生，使他們積累善業，皈依佛門，也就是使佛教滲透到社會下層。善信在隨州建立寺院、弘揚佛法的意義即在于此。善信最初師承洪州開元寺禪宗大師道一。道一是禪宗六祖慧能的再傳弟子，因俗姓馬，故時人稱之為馬祖。在中國佛教史上，他算得上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這就是繼承慧能禪宗“頓悟”說并將其變得容易操作，具體說是把高深莫測的佛學理論通俗化、平實化。他講授禪理語言通俗，比喻形象，幽默輕松，便于為社會下層民眾接受《宋高僧傳》卷10《道一傳》，同治《隨州志》引宋張商英《隨州大洪山靈峰寺記》。
善信繼承了道一的也即南傳禪宗的風格并在民間身體力行，他在隨州大洪山從事佛事活動就是如此。這種隱跡山林，深入民間，遠離政治，貼近平民的禪門活動，與北方禪師拼命躋身上層追求顯達有極大的區別，它表明六祖以后的禪宗在民間社會的廣泛滲透和強大活力。
慈忍(善信)大師在大洪山向民眾傳播佛教禪宗信仰和文化，他的幽濟禪院成為百姓祈禱求愿的場所，從一個側面迎合了平民百姓“力不足者取乎神”《柳宗元集》卷44《非國語上·神降于莘》的社會心理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