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姬姓大國----隨 （2）
三、季梁的政治思想
季梁在與隨侯談論民神關系時，提出了“修政而親兄弟之國”的主張《左傳·桓公六年》。 所謂“修政”，即對內整頓國家政治；所謂“親兄弟之國”，即對外與兄弟國家互相親善。這就是季梁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
季梁認為，要對內整頓好國家政治，必須把“道”作為行為準則。他對“道”作了解釋：“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 季梁提出這一政治理論，是在公元前706年，這在我國政治思想史上尚前無古人。北方人士中最早提出與此相類似的主張，是《左傳·僖公十九年》所記宋司馬子魚的話：“民，神之主也。”事在公元前641年，比季梁晚65年，而且不如季梁所講那樣鮮明透徹。春秋時代，北方占主流地位的政治理論比季梁的政治理論落后得多。如《左傳·襄公十四年》所記晉樂官師曠的話：“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事在公元前559年，比季梁晚147年。季梁的理論是“民—神—君”，師曠的理論是“君—神—民”，彼此適得其反。師曠，又是音樂家，又是思想家，相傳創作過《陽春》、《白雪》兩首名曲，而且發表過一些屢試不爽的預言，備受尊崇。但與季梁相比，師曠的政治理論反而顯得倒退了。中國的民本思想肇源于《尚書》，這是史家公認的。《尚書·五子之歌》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尚書·泰誓》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標榜民“本”，季梁闡揚民“主”，民“主”比民“本”進了一大步。即使是比季梁晚大約200年的孔子，其政治理論還是不如季梁進步。可以這么說，季梁極力推崇的“道”，既以民本思想為基點，又超越了這一思想，他不愧為開我國古代民“主”思想之先河的政治理論家。也正是由于季梁的政治理論極富民“主”色彩，所以，他對隨侯荒淫無度、不理朝政的現狀表現出憂慮與激憤：“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左傳·桓公六年》。
季梁的政治思想與其哲學思想是息息相關的。他認為，三牲肥碩完整，只是表明“民力之普存也”；黍稷清凈豐盛，標志著“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把甜美芳香的美酒獻給神 ，象征著“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不難看出，季梁把三牲肥碩、黍稷豐盛、旨酒芳香都歸功于“民力”，歸功于“民和”和君民“皆有嘉德”。這是“民為神主”思想在政治方面的體現。
為了使整頓國家政治的主張不流于空泛，季梁向隨侯提出了“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的施政方針。他還以為，如果按照他的政治思想治理國家，就會“動則有成”，無往而不適。
“親兄弟之國”的外交方針是季梁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所謂“兄弟之國”，指漢水迤東、江淮之間的眾多諸侯國。這些國家，或為姬姓，或為異姓，它們生存于晉、楚兩個大國之間，一方面朝晉暮楚，另一方面又互相攻伐。對周王朝也是時叛時服。即如《國語·鄭語》所言：“桓公為司徒，……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而“漢東之國，隨為大”《國語·鄭語》。 置身這樣的境地，隨國如果不同周圍的國家建立友好的外交關系，不但會首當其沖地受到大國的討伐，而且諸小國也會群起而攻之，隨國就難以立足了。季梁正是在客觀地分析了這一現實的基礎上，才提出了“親兄弟之國”的外交政策，這是與隨國所處的地位與特殊環境相適應的。
季梁親善鄰國的外交政策在隨楚關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實施。春秋時期，楚國作為地方的第一強國，拓疆并土，滅國撫民，對漢陽諸姬乃至中原諸國發動了極為頻繁的戰爭。然而在整個春秋時期，楚隨之間的戰爭見于文獻記載的僅為三次。在楚對隨發動的三次進攻之中，第一次楚國不戰而退，第二次和第三次楚國雖獲小勝，卻仍然以盟會告終。此中奧秘，在楚昭王奔隨、隨人拒絕向吳人交出昭王時的一段話中露見端倪。隨人對吳人說：“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左傳·定公四年》。 盟誓的內容，史無明文，但從隨人的語氣來看，不外乎是指楚隨之間互不攻伐、互惠互利。這證明隨人在處理與楚的關系上奉行了季梁的外交政策。
正是由于隨人在同楚人關系上恪守著季梁的既定外交政策，所以戰國時期，楚國“南卷沅湘，北繞穎泗，西包巴蜀，東裹郯邳，穎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大地計眾，中分天下”《淮南子·兵略訓》 ，卻仍然把隨國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不遷也不滅。
也正是由于季梁外交政策的效應，贏得了楚王對隨侯的分外尊重，從而在曾侯乙死后，楚惠王把作為楚王權象征和音樂表率的鐘當作祭禮饋贈。
在《左傳》、《國語》等典籍中，很少見到隨國與周圍一帶兄弟國家干戈相加的記載。相反，與隨相鄰諸國的一些青銅器則在隨境內相繼出土。這些文物，當多為酬贈聘媵之品。這說明季梁的政治思想已在隨人心目中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也說明自季梁以后的歷代隨侯基本上沿用了“親兄弟之國”的外交政策。可以認為，隨國之所以成為漢陽諸姬中國祚最長的國家，是歷代隨君奉行季梁政治思想的結果 劉玉堂、黃敬剛：《季梁思想芻議》，《中國哲學史研究》1987年第3期。
四、季梁的軍事思想
季梁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軍事家，他那蘊含著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因素的軍事思想，不只在西周以至春秋初期無以過之，就是春秋末期著名的軍事家孫武的軍事理論，也顯然受到他的軍事思想的影響。我們將季梁與孫武的軍事思想予以比較，借以窺視季梁軍事思想在我國軍事史上的地位。
透過事物某些現象和假相去分析事物的實質，是季梁軍事思想中的閃光之處。《左傳·桓公六年》載：“楚武王侵隨，使〓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請少師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季梁正是透過楚人“求成”的現象和“羸師”的假相，看出了楚人侵略的實質，因此，當隨侯將要依狂妄自大的少師之意追擊楚軍時，才能出面制止，并戳穿楚人的陰謀，他說：“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左傳·桓公六年》。季梁的這一軍事思想，被后來大軍事家孫武加以總結和發揮，成為著名的戰爭指導原則，即“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孫子兵法·行軍》
把矛盾的運動及其轉化原理運用于軍事之中，是季梁軍事思想中十分寶貴的內容。《左傳·桓公八年》載：“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后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面對楚軍的強大攻勢，季梁不是急于應戰，而是主張先卑詞求和，待“弗許而后戰”。季梁是基于這種考慮的：隨求和不許，隨軍便意識到唯有死戰別無他路，這樣一來，將士就會勇氣倍增；另一方面，楚軍也會因為隨人的求和而懈怠斗志。孫武則把季梁的這一軍事思想表述得更加準確，他說，為了激怒士卒，長其斗志，必須將士卒“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孫子兵法·九地》。可以說，孫武關于矛盾雙方不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季梁的軍事思想的提煉和升華。
不墨守陳規，靈活機動地指揮戰爭，也是季梁軍事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上文所述桓公八年楚隨戰斗中，少師根本無視季梁“弗許而后戰”、“怒我而怠寇”的作戰方針，力主猝然迎敵。季梁眼看無法遏止，便靈活機動地提出了新的作戰方案。“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矣。’”《左傳·桓公八年》。季梁這種靈活機動、避實擊虛的戰略思想，在《孫子兵法》中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和發揮。《孫子兵法·虛實》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制勝者，謂之神。”至于《孫子兵法·計》中“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戰略思想，很可能也受到季梁“避實擊虛”戰略思想的啟迪。
季梁軍事思想的難能可貴之處，還在于他已朦朧地意識到政治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因此，對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的成敗，他主張從“道”上來尋找原委。他說：“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左傳·桓公六年》即以為小國之所以能夠戰勝大國，是由于小國有“道”，大國暴虐。雖說季梁對“道”的具體內容和確切含義未予說明，但這個“道”是指統治階級的政治策略則是沒有疑問的。無獨有偶，孫武在論述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時，也把“道”放在了首要位置。他指出：“經之以五，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孫子兵法·計》這就是所謂“五事”，而“道”居首位。不僅如此，孫武在論及決定戰爭勝負的“七計”時，同樣將“道”列為第一。他說：“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孫武還對“道”的含義作了解釋，他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民弗詭也。”由此可見，孫武所謂“道”是指統治者的施政方針，這與季梁所說的“道”的內涵大致相同，很可能是受到了季梁政治決定軍事這一朦朧意識的誘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