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姬姓大國----隨 （2）
三、神農遺教與許行立說
由上文論述可知，《神農》既非李悝所作，也非商鞅所著。那么，《神農》究竟為何人所著呢?我們以為很可能系戰國時期農家代表人物許行所作。
許行，戰國時楚人，其生平已不可詳考，只知他與孟軻同時。孟軻在滕國時，許行曾“自楚至滕”《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根據他的請求給了他一片可以居住和耕種的土地。許行有門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儒家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陳辛經宋到滕，“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可見其學說在當時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許行的言行，人們向來認為僅見于《孟子·滕文公上》。我們姑且以這種見解為基線，將《孟子·滕文公上》中所反映的許行的農業觀與《呂氏春秋》保留的《神農》的農業觀作一對比，借以推斷《神農》的作者。通過《孟子》所反映出來的許行的農業觀，就是力倡君民并耕。《孟子·滕文公上》記：“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歹食)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許行堅決主張統治者在治理民事的同時，應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一起參加生產勞動，這樣才能稱得上是賢良的統治者。如果依賴榨取農民的生產品來供養自己，就不配稱為賢良的統治者。這是他極端平均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劉玉堂：《〈神農〉作者考辨》，《中國農史》1984年第3期。無獨有偶，許行君民并耕的思想，在《呂氏春秋》得到了完整的體現。該書屢次提到君民并耕，其主旨同許行的觀點如出一轍。如《呂氏春秋·上農》說：“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并主張后妃親織：“后妃率九嬪蠶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前文還征引過類似的記述：“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呂氏春秋·愛類》。前文已論證《神農》與《呂氏春秋》論農篇之間的傳承關系，許行的農業觀又恰恰同《呂氏春秋》論農篇反映的農業觀不謀而合，這種看似“偶然”的巧合，很難不使人對許行與《神農》一書的作者產生必然的聯想。
君民并耕的觀點，也不僅僅保留在《呂氏春秋》中，其他文獻也不乏記載。《尸子》說：“神農氏夫負妻戴，以致天下。堯曰：‘聯(朕)之與神農，猶旦之與昏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尸子》。又稱神農氏“并耕而王，以勸農也”《北堂書鈔·帝王部·務農》引《尸子》。《淮南子·齊俗訓》說：“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藝文類聚》引《淮南子·齊俗訓》。《尸子》和《淮南子》，《漢書·藝文志》皆列入“雜家”。其中所記，多博采之于各家之書。《尸子》，相傳為尸佼所著，恐不確。《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尸子，“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尸佼為商鞅的老師，又曾參與商鞅變法的策劃，說明其政治、經濟主張與商鞅應無大異。而前文曾論及商鞅堅決反對“行神農之事”《商君書·算地》，而《尸子》力主行神農氏君民“并耕”已于上所述，假定《尸子》為尸佼所著，豈不是自相矛盾嗎?由此可見，尸佼雖略早于許行，《尸子》卻略晚于《神農》，原因是《尸子》顯然系后世人偽托，不然何以會違背尸佼的思想主張呢?事實上，《尸子》不僅在君民并耕方面與《神農》的主張相同，甚至連用詞也無大異齊思和：《中國史探研》，中華書局1981年版，這只能理解為《尸子》的作者轉錄了《神農》之言。《淮南子》成書于漢代，不僅在時間上晚于《神農》，且系楚人后裔在楚故地主持纂集，轉引誕生于楚地的楚人著作《神農》，則更是順理成章的事。
《孟子·滕文公上》稱：“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人們對這句話的解釋是見仁見智，而分歧的焦點是對“為”字的詮釋。歷來注家多將“為”字釋作“治”焦循：《孟子正義》。或“研究”楊伯峻：《孟子譯注》，我們以為欠妥。先秦時期，“為”字一般作“替”、“做”、“偽托”或“稱道”解，如“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上》。盡管有時也有作“治”解的，但這時的“治”宜釋為“治理”，如“為政”即指治理政事，而不能與研究等量齊觀。“為”字作“研究”解，多出現于魏晉以后。上引《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為”，當作“偽托”解。且班固也說是先秦諸子“托之神農”所作《漢書·藝文志》。這不能說不是《神農》為許行假托神農所作的又一證據。
《神農》為許行假托神農而作，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特產”。春秋戰國之世，人們篤信文化以古說為甚，所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史記·五帝本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神農、黃帝，而后能入說”《淮南子·修務訓》。世風所及，連孔子、墨子和孟子皆開口稱堯，閉口道舜，以至韓非譏諷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非子·顯學》。既然孔、墨、孟諸子能言必稱堯舜，許行為什么不可以言必托神農呢?
許行托神農之言著書，有其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深刻的歷史原因。在許行生活的時代，有關類似與民并耕的神農式的“圣君明主”的傳說不絕于耳。其中最顯著的如帝舜，據說就曾“荷此長耜，耕彼南畝”《文心雕龍·祝盟篇》；又如夏禹，也曾“盡力乎溝洫”《論語·泰伯》，“身執耒〓，以為民先”《韓非子·五蠹》；傳說中的周文王，也躬耕田畝，“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尚書·無逸》；越王勾踐為雪會稽之恥，也“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國語·越語》。這些君民并耕的傳說，無疑給許行以極大的影響。尤其是楚之先王熊繹以至若敖、(蟲分)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左傳·宣公十二年》；《左傳·昭公十二年》的事跡，更是給他以強烈的印象。凡此，顯然是許行以君民并耕為核心的農業觀形成的歷史、社會淵藪。
許行假托神農之教以倡其學，也有地域上的因素。神農之傳說，大概始于楚之早期鄰國、晚期屬國——隨國。因為古代文獻大多認為神農生于古隨國即湖北隨州市的厲山(或曰烈山)。相傳為漢代學者纂集的《禮記·祭法》說：“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谷。”鄭玄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鄭玄是將炎帝與神農視為一人，故而互代。對此，唐人司馬貞已有意會，因而他在為《史記·三皇本紀》作注時說：“鄭玄云：‘厲山，神農所起。’”自東漢以降，言神農或炎帝生于厲山者代不乏人。《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杜預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前文已論證厲山在今湖北隨州市境內。由此可見，神農部落曾生息勞作于以隨國為中心的漢水中下游一帶劉玉堂：《炎帝神農與遠古文明》，《炎黃文化與現代文明》，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隨國與楚國山水相連，且長期處于楚國卵翼之下。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即有“神農育乎楚”之說。這里的“楚”，是指包括隨國在內的楚地。作為楚人而又周游列國的許行，對神農之傳說應知之甚詳，故有感而發，就近取材著書立說是不難理解的。章學誠也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由于農家是以神農傳說為立論張本的，故農家源于包括隨國在內的楚地，關于神農的傳說也應是源于楚地的。也就是說，從農家學派的起源之地也可反證神農的誕生之地羅運環：《戰國農家學派與神農及神農故里》，《炎帝與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